讓我們再加舉一例，若從陷入錯誤者本人的智慧和道德來量這個錯誤的感印性，這可說是最動人心目的了。假如曾經有過一個人，既享有權力，還有根據可以自居為時人中最好和最開明的人，那就只有馬卡斯奧呂亞斯大帝（Emperor Marcus Aurelius）了。作為整個文明世界的專制君主，他一生不僅保有量無垢的公正，而且保有從其斯多噶（Stoic）學派教養中鮮克期待的最柔和的心地。所能歸給他的少數缺點都只在放縱一方面；至于他的著作，那古代人心中最高的道德產品，則與基督的最稱特征的教義只有難于察見的差別，假如還有什么差別的話。這樣一個人，這樣一個在除開教條主義以外的一切意義上比以往幾乎任何一個彰明昭著的基督徒元首都要更好的基督徒，竟迫害了基督教。他居于人類先前一切成就的頂巔，他具有開敞的、無束縛的智力，他具有導引他自己在其道德著作中體現基督理想的品性，可是他竟未能看到基督教對于這世界——這世界是他以對它的義務已經深深投入的——乃是一件好事而不是一個禍害。他知道當時的社會是處于一種可悲的狀態。盡管如此，可是他看到，或者他想他看到，這世界是借著信奉已經公認的神道而得維持在一起并免于變得更糟的。作為人類的一個統治者，他認為自己的義務就在不讓社會四分五裂；而他又看不到，社會現存的紐帶如經解除又怎樣能夠形成任何其他紐帶來把社會重新編結起來。而新的宗教則是公然以解散那些紐帶為宗旨的。